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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智锋:传媒业的发展空间需要不断挖掘
   发布时间:2018-06-13 10:12    浏览量:5

胡智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

胡智锋,2016年12月就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在近30年的工作生涯中,他获得过无数奖项和称号,其中,有一项荣誉具有特殊意义,即,他是中国传媒学术领域中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第一人。
当前,媒介形态的迭代给我们带来了危机感,在传媒人才的培养、媒体的变革及生态等领域,都有很多大家关切的问题。胡智锋既是学者,也是圈内知名的媒体“策划人”。我们慕名而来,走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开始了一场围绕“未来”的专访,希望从他的研究中获得更明晰的指引。

用历史眼光看媒体业态

记者: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坊间经常传出“电视将死”的论断,对此您怎么看?
胡智锋:一些人提出“电视将死”的判断,是基于三个显性的现实依据:第一是电视的关注度严重下降,收视率普遍不好,包括绝对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在过去几年呈现明显衰落的状况。以电视剧为例,在过去5%或6%就是一个常规的收视率,而现在能到1%就算是比较高的收视率了;第二是电视台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状态。当前,除了中央电视台及实力雄厚的湖南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外,大多数的省级电视台已开始出现负增长,而地市以下的电视台我国南部地区的还可以,北部地区的普遍状况都不太好,县级电视台八成以上几乎是没有收益的;第三是人才外流,主流媒体的骨干外流比较严重,过去是优秀人才流向电视台,现在却是大量的优秀人才从电视台流向新媒体或其他领域。
是否电视将死?这个判断必须谨慎。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媒体的发展都有起起落落的过程。以中国电影为例,80年代是电影非常火爆的时期,但自90年代开始衰落,一直到近两年出现井喷状态,一部电影可以达到四五百万元的票房,试想在2013年以前全年也仅有10亿元左右。所以在过去20年间电影行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是这两年电影行业又火起来了。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非常火,但不是总在巅峰状态,如果在电视出现下滑时就提出“电视将死”,这是不符合规律的,只能说电视确实处在一个下滑的状况中。当然,广播、报纸的发展也会遵循这样的规律。
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从大的媒体生态来说,电视作为媒体有非常多的功能。以中国电视为例,在真人秀节目出现之前大家普遍认为老百姓想登上荧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原来的电视是表演性质的,当有了脱口秀之后,大家发现在电视上原来也可以讲生活用语等等……所以,媒体未来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是被慢慢挖掘出来的,新的形式改变它原来的角色、改变它原来的价值。媒体生态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互联网发展迅速,是因为它具有很多电视不具有的互动功能、弹幕、直播等。就目前而言,广播电视还很难具有这些功能,但目前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电视还有很多功能没有被开发出来,互联网率先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于是互联网迭代速度加快。“电视将死”只是表象,实际上是媒体正常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必惊慌。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能仅仅依据局部而判断它最终的命运。
记者:面对当下传播媒介格局的变化,传统媒体如何通过创新实现突围?
胡智锋:第一是观念创新,第二是体制创新,第三是方式创新。
创新不是从来没有,而是在固定的观念里面想法变了,它就是创新。观念创新是一个价值重造。比如在最早的谈话节目出现之前,我们认为电视是拍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因为有图像的广播是电视,所以电视拼命地从广播中分开,显示自己的独特性。电视是加了图像的广播,大家日常经常提到的“电视广播”,是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电视。有了图像之后,电视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所以电视就更加打造自己独特的媒体价值。广播最大的长处是声音的表达,在声音中口语表达又是最重要的。电视为了回避与广播撞车,便强调影像的价值。在广播电视研究的领域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哪个更为重要?到底是声音做主导还是画面做主导?当然声画本来就是一体的,硬要区分反而是一个狭隘的观念。国外的脱口秀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1995年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脱口秀节目时非常惊讶,大家明白了在电视上不仅可以唇枪舌剑地探讨问题,还可以辩论。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脱口秀的元素就是说话,这不成了广播了吗?但通过画面镜头的切换,人们发现电视还可以这么做。于是我们开始做了《实话实说》节目,最后我们的观念改变了,电视不仅是拍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
第二是体制的创新,也是制度的创新。制度分为大体制和小体制。大体制是整体电视媒体的体制,小体制是业务上面的机制。体制是说人、财、物的制度。1993年开始,央视推陈出新,采用聘任制来吸引优秀人才。正因为这样,白岩松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才才被吸引过来,才有了电视台后来的辉煌。关于小体制,比如工作机制,以前电视台栏目组采用的是科组长中心制,没有人、财、物的独立支配权,一切都要听从栏目主任的指令。而现在采用的是制片人中心制,人、财、物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机制变了,流程也就相应发生了变化,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的优势。
第三是形式的创新。过去很多情景是没有的,比如之前的相亲节目,往往是给出几张照片,然后主持人会说“寻找他的心上人,如果您有心仪的可以给栏目组拨打电话、递材料”等。但这种老式的专题节目,形式上不是那么活跃。当江苏卫视推出《非诚勿扰》之后,这种以一个评审团,做一个现场秀形式的相亲方式非常震撼,现场感、互动感、游戏感、参与感非常强烈。对比前后两种相亲节目,核心的内容都是相亲,但整个形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记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每天都有新兴媒体诞生,也有很多倒下,媒体如何应对才能更长久地占领市场?
胡智锋:首先,从规律来说是要满足受众需求。任何媒体无论有多小,核心的问题是要找到市场的需求。比如读书是大家需要的,但又不可能花费很长的时间读书,这时“罗辑思维”出现了。“罗辑思维”正是击中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读书的需求,用一分钟时间给用户读一本书,而且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听书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满足用户需求。
第二,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媒体要找到一个投入和产出比划算的盈利模式。现在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广告和付费。广告模式是利用时段和时间进行销售。付费是不管点击还是购买,都是花钱购买信息。当然也有线下的盈利,通过线上的共享,线下盈利,包括产品或商品。还有一种是奖励形式的,比如打赏。也可以是各种可能的结合。
第三,找到强大的内容资源。对于媒体来说,内容肯定为王,平台都是辅助性的,无论什么平台都要有内容支撑。如果平台没有生产出优质、特色的内容,最终还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非常有效的组织架构。
第五,吸引该领域最杰出的人才。优秀的人才是保证产品的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比如做音乐内容的平台,就需要有最好的音乐制作人。


影视学科的发展需要国家文化的引领

        记者:我们已进入融媒时代,影视学科面临怎样的新环境?
胡智锋:影视学科目前有三种环境凸显出来。第一种是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影视学科的构建要放在全球的视野中做一个对比、目标和定位设计。今天的影视学科已经不再是封闭的状态了,我们所谓的世界一流就是全球性的一次比照。所以我们的影视学科要在全球的影视学科中找定位,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术、一流的创作都是在这样的平台下展开。影视学科肯定是针对影视行业的需要,其发展规划肯定是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
第二种是媒介融合。影视的存在形态已经不是影院或电视台的状况,而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媒介融合。影视学科面对的影视就是一个融媒体环境下的影视,不是对影院和电视台的一个观照。所以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都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展开的。
第三种是教育本身的发展背景,比如大家说的双一流、学科评估这一系列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一些布局。
记者:您觉得,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影视学科应该有哪些期待?
胡智锋:第一,影视学科可以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影视培养人才、影视提供学术、影视服务行业,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影视业的发达也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达,通过影视学科的发展创造有影响力的价值。比如我们做大学生电影节,这个电影节本身的文化、价值导向就会影响社会甚至有国际影响。这样的选片和奖项都会给国家文化带来影响。
第二,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电视,需要人才、价值、内容、形式、观念、学术和文化的创新。如果影视学科不能产生高水平的人才、不能产出高水平的观点与价值,如果不能探索出创新的价值和理念,不能为行业创新,那么这个学科的价值就小了。所以未来就是要为了行业和产业的需要,将影视学科做出更积极的推动。
第三,教育本身的需要。影视学科本身是学科,是需要历史沉淀的,也需要科学的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的规格、模式、学术研究的规范和体系、平台的搭建、社会服务的模式、各种国际交流合作等。如何搭建和推进都需要做出新的探索。现在国家正在推进“双一流”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非常荣幸位列本学科榜首。我们也肩负引领的责任,不仅是自身的发展,更是站在整个国家戏剧影视学科发展的潮头。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深受大家关注,我们走到什么程度也会对整个影视学科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和压力。
记者:从全球来看,当前哪些院校的影视学科最为知名?是什么成就了他们?
胡智锋:现在影视学科最知名的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之所以这两所大学的影视学科可以引领全球的潮流,第一是他们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沉淀,第二靠好莱坞电影产业。同时也有校友资源,比如斯皮尔伯格就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第三是吸纳了全球的资源,因为大家对好莱坞的关注延伸至对学院的关注。当然这些学院自身的人才培养方式、教育理念、教育课程设计都是精专的。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克隆它。中国特色是有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还有文化传承和核心价值观的需求。我们要培养国家意识和价值观,不能说我仅仅培养自由职业者,尤其对北京师范大学而言,要用国家文化引领和培养高端人才。

院校发展要找准独特定位
记者:作为艺术与传媒学院的院长,请谈谈您的管理理念以及贵院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胡智锋:我是新任的院长,也就一年时间,有一点感受就是作为院长操心的事情有很多,大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第一,谋篇布局找定位。我们需要对一个学院的学科优势,整体在国际国内学科比照中找准独特定位,找准差异性的优势和特色。就像办刊一样,我在《现代传播》工作时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就是独特定位。为《现代传播》定位时我参考了两个体系,一个是业界办刊(媒体办刊),一个是学界办刊(高校办刊),我们既是学报,也是传媒类期刊,一定要找一个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让读者一下就辨识出来哪个是《现代传播》。我当时就找准一个,在学报期刊打传媒牌,在传媒类期刊打学术牌。相比一般传媒业务期刊我们的学术队伍和学术优势是突出的。面向一线的采、编、播环节,学术含量会高一些;跟其他学报相比我们只做传媒类,所以定位在传媒学术期刊。作为一个院长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学院准确定位。在全球的艺术与传媒学科中我们要打中国特色,代表中华民族的气质,培养高端的中国传媒人才;在国内的艺术与传媒学科中,跟专业院校比我们打综合牌,跟技术院校比我们打人文牌,跟单科院校比我们打复合牌。既有创意又有管理,既有文化又有产业,既有技术又有艺术。
第二个工作是布局,做好学科和学院的规划。首先是时间轴。现在我们规划了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阶段的学科发展规划。当然这些发展规划是粗线条的,以后逐渐细化。2020年第五轮学科评估、2035年是中段、2050年是远景,这三个时段要在国际国内达到什么样的体量和水平。其次是空间轴。除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本部,西校区现在有两三千平方米的新楼正在装修。本部是以本科教学为主,西边是科研园区,另外沙河校区准备建设一个综合型的艺术馆,用于培养艺术师资,珠海校区定位为中国的高端应用区,用于建设影视相关的车间。所以本部是综合型人才,西边是科研人才,沙河是师范型人才,珠海是高端应用人才,规划成一体四翼的创研中心。
第三是师资。师资水平决定着教育的整体水平,所以要有更优质的师资队伍。未来要在全球视野中选拔和聚集最优秀的艺术与传媒教育人才。
第四是专业设置,包括课程设置要面向国家、行业、教育自身的需求。课程设计、专业设计、教育方法设计都要调整,体现综合、人文、复合型的特点。让更多的跨学科内容走进来,还有借助北京师范大学其他专业的力量,做一个全方位的改革。
第五是保障体系。人、财、物,包括人事制度、经费管理制度,设备设施条件的保障,将来也要考虑。
 
记者:对于学院的未来发展,您有何构想?
胡智锋:第一是一个核心,抓双一流建设。现在学校学科都在双一流,在A+的层面,要在未来保持和稳固现在的地位,继续领先。第二是抓队伍,抓成果。师资要更优质,学术要出更好的成果。第三是三个建设,即平台建设、品牌建设、文化建设。平台建设指建立若干个科研机构、研究平台、国际国内通行的创作研究中心(比如中波、中阿、中泰中心)。我们学院准备在世界五大洲建立创研中心,引进输出。品牌建设是指推进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我们正在推出《京师影视学派》的一套书,这是中国第一次打造一个影视学派的概念,由北师大的教授先凝练核心的教授代表作,然后以个人的作品凝造出共同品牌“京师影视”以及“京师艺传”的品牌。品牌就是要有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文化就是对内对外营造一个团结、友善、平等、坦诚的文化。一个团队的文化一定要有包容度,一个学术单位可能个性不同、风格不同、理念不同,但在遵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是能做到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
记者:您的研究成果颇丰,对于年轻的传媒学者,您觉得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研究更有深度?
胡智锋:学术研究的提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传媒领域的年轻学者需要这样几个基本功:第一,系统的学术训练。第二,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发展的动态。第三,掌握学术前沿。第四,强烈的社会媒介关注。传媒类学者和其他文史哲类的学者不同,需要把握最新的社会和传媒动态,有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第五,好的表达能力。今天的写作训练太弱了,尤其是学术写作。资历老的教授、专家很有责任心,所以研究出的成果是有保障的,基本的学术写作能力也有保障。但很多年轻的学者虽然思维很敏锐,但其表达和写作较为薄弱。写出来的文章要么定位不准、内容空洞,要么缺乏逻辑、语言晦涩。这其中,有的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的确是基本功不到位。
记者:可否给我们的传媒学子分享一些您的人生经验?
胡智锋:我经常说的四句话: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影响成败;诗意提升现实;智慧改变世界。这四句话我要解读一下。态度决定一切说的是价值观,就是无论你做学术还是做研究,你有没有把所做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脉络相关联。找到推进正向发展的脉络就占得先机,如果逆流而上就反向了。所以正确的价值观是符合人类、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的。态度决定一切,无论是做媒体、做影视、还是做学术,价值观决定你的格局和未来。细节影响成败,讲的是执行力。怎样去具体落实是看有没有执行力。很多人是志大才疏,就失之于执行力不到位。所以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说什么,也要看他做什么。诗意提升现实说的是审美观和艺术观,要有情感和想象力。我们的工作、事业一定要注入一种情怀和想象力,才能有弹性。如果缺乏情感和想象力,那么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事务性的内容,但是一旦注入诗意就会腾飞,给事业赋予了一个艺术的高度和张力。最后一句是智慧改变世界。我们的很多规划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状况和变化,我们要既不失去方向感,又能借助特定的环境与时俱进地调整。敢于开辟新道路、敢于弯道超车,敢于调整步伐和节奏,这都需要依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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